中国新闻周刊:《南京》一个导演的“抵抗史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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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月

  陆川记录了那座濒死之城下,普通甚至卑贱的他们,在生命无选择的最后时刻,画出的人生暗夜里最绚烂的那道弧线。

  可是,这些原型可考的中国脸孔,代表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气质吗?

  本刊记者/丁尘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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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这是一部讲日本人的电影。”电影《南京!南京!》刚结束,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观众自语般地向同伴嘟囔着,从座位上站起来,他边走边继续分析,“它刻画一个日本兵的心理比描写中国人细腻多了!――但这样的效果反而好。”

  自4月15日,电影《南京!南京!》在北京5家影院点映始,陆川这部酝酿4年多的“新生儿”终于公示天下。

  片尾长长的字幕在音乐中缓慢滚动,观众席中有近一半人还坐在原位,似乎无法一下从影片巨大的冲击中解脱出来,灯光下,一位衣着时尚的女孩仍在拭泪,她的抽泣声从影片下半场起就没有停止。

  导演陆川在自己的博客中描述,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随后几个城市的首映礼上:

  北京点映五场变成十场,全部满票。走进每个影厅,满满的都是观众,非常激动。

  杭州,大会堂两千人,进来了两千三四百人。当片尾音乐响起,观众席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;我们走上舞台的时候,杭州观众竟然冲向舞台,现场失控的状况不像是一台电影,而是一台演唱会。

  上海,四家影院票销售一空,全部自发买票,吴总称这也是中宣部推荐国产片中从未有过的惊人效果……

  这是陆川在影片亮相前不敢设想的景象。

  《南京!南京!》让中国观众既熟悉又感到陌生。72年前的屠城历史,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从小学起就从教科书中获得的集体记忆;而电影中那段历史里的中国军人陆剑雄、金陵女子学院教师姜淑云、南京普通家庭唐天祥夫妇、孩子小豆子、妓女小江,还有日本士兵角川正雄等等形象和他们的故事,却仿佛是第一次遭遇般,轰然震动了每一个观影的中国人。

  陆川和主创人员强调,这部电影讲述的是“中国人的抵抗和自我拯救”。

  而《南京!南京!》和以往同题材影片最大的不同,是以侵略国的一名普通士兵角川正雄的视角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,从他的视线展现中国人在屠杀下的惨烈与自救。

  尽管历史去今已有70余年,可让日本士兵表现出“普通人”的一面,在中国当下的公众心态中依然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尝试。

  日本人的视角“是创作技巧需要”

  “我最担心这个片子会引起很大的争议,导致电影提前下片”,在《南京!南京!》放映前的采访中,陆川仍不能确定广大的中国观众是否接受这样的讲述。

  20出头的角川正雄被队友称为“读过书的人”,到中国前,他在日本的教会读书,受了日本爱国主义的教育后,这个纯真敏感而且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到了中国的战场。那时的他,喝完汽水都会绽放出满足的笑容,当他从日本慰安妇“百合子”的屋子中经历了第一次性爱出来后,认真地说,“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”。

  这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日本士兵形象。陆川解释说,其实所有战争中都有一群向善的人,在日本老兵的日记里他也看到不少这样的记录。“我之所以把日本人还原成普通人,是因为普通人做了这样的事情才可怕。如果电影一开始就判断日本人是坏人,那么《南京!南京!》就是自娱自乐的一部电影。”

  其实选择日本士兵的视角,也是现实使然。2005年,陆川为电影搜集资料,他发现,“我们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哭腔,在哭诉。”时年34岁的导演看得完全没感觉,“塞一肚子愤怒,都不想拍了”,他试图“带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分析这段历史”,屠杀、奸淫,它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。而对当下来说,什么是有价值的?

  “70年后,我们反思这场战争,得有一个机会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,才不会沉迷在自己的苦痛、呐喊、呻吟中”。大量的日本老兵回忆录和日记,使陆川无法忽略活生生的另一半事件主体。在那些文字中,他们平静地讲述亲历屠杀的细枝末节,鲜见忏悔,更多似甜蜜的回忆。

  年轻的导演震惊于,一个普通的人,如何在战争环境下一步步成为了虐杀的野兽?“我想去展现、去还原,在那样一场战争中,那样废墟中,人性在战争中的恶能够极致到什么地步?人性在那样的冰冷和邪恶中,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?”陆川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他想给予电影的思考。

  可是,让日本士兵作成一个普通的甚至有良知的人,对于拥有集体伤痛记忆的中国观众来说,绝对是吃力不讨好的思路。

  陆川也意识到了,为避免可能引发的民族情绪,他必须为电影做更多的解释。在很多的采访中,他都提到,作为军校毕业的军官,自己拥有毋庸置疑的爱国热情和行为,“拍日本人这条线时,我有非常复杂的情感。可我有一个核心的思想,要尊重对手……”

  他甚至将中国人的视角改为日本士兵,比喻成只不过“是用竹签还是铁线串羊肉”的不同,“事实上主料‘羊肉’是一样的”。

  影片的结尾,日本士兵角川放走了两名中国人,并开枪自杀。这个情节更是难以被许多中国观众接受,他们在网络上展开讨论,认为这样“太美化日本人了!”

  陆川承认在史料记载中,“大部分参战的日本老兵,在内心中是没有罪恶感的”,他解释之所以这样的安排,它更多反映了自己对战争的反思:角川的崩溃其实是战争强压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表现。

  “这个结尾给中国以外的观众看时,他们都接受角川最后会自杀。”陆川说,是否接受这样的结局“其实就是――我们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人来看?”

  导演说,角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跟其他人是平等的。选择角川作为贯穿电影的线索人物,只是从创作技巧上需要由他来贯穿整部电影,这样创作剧本比较方便。尽管如此,陆川仍然把这条线索拉得小心翼翼,他强调说,在电影里“中国人还是绝对的主角,日本人的戏份才四分之一”。

   “30万”数字下一张张中国普通人的脸

  之所以想拍摄南京大屠杀的题材,源自2005年初,看过《可可西里》的美国投资方曾找到陆川,想让他做一个“亚洲版的‘辛德勒名单’”,剧本的主要内容是拉贝如何拯救中国人。

  陆川因此花了两三个月查阅资料,却发现,大多数史料说的都是日本人在做什么,以及德国人、美国人甚至俄罗斯人怎么救中国人的,可中国人做了什么却很少提及。于是,他决定放弃德国人拯救中国人的剧本,去拍他心目中关于南京的电影,“在这个电影中重新为中国人立传!同时也认真地去面对日本人。”

  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,陆川都提到“中国人脸孔”的产生过程。在看了大量的资料后,陆川只花了十几天,就在家里完成了剧本的初稿。同时他把那些相关的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,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对他说,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。

  当初或许不经意的话,却让导演找到了他要在电影中最强烈想表达的方向:我特别想通过《南京!南京!》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。他发现,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,因为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。“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,70年过去了,现在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,别说三个了,一个你都说不出来。”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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